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

发布时间：2019.05.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8,(7):106-117

作者：赵旭东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1965年生人，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教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005年—2011年），曾任该系系主任。2002年到2004年之间，先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以及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曾兼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2007—2011年）。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兴趣主要包括：（1）乡村社会结构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律人类学研究；（2）中国意识与现代中国观念的成长；（3）民族地区习惯法的社会、生态与文化机制的比较研究等。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为《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8年民族出版社）、《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文化转型人类学》（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文章摘要：

互惠人类学强调人群之间的往来互动，而“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的一种整体转向。互惠人类学的理念在一种超越既有孤立定点研究之上的在通道、道路以及走廊等相互联通性语境中得到了全新创造。人类群体的集体性存在和的互惠保障了此种文明成果积累的可能。曾经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就是地理空间上的人为的分离以及彼此界限的划分，这是一种现代分离技术的直接体现，“一带一路”从“合”而非“分”的意义上重新营造出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并试图去包容多样性的差异。文明也因此而可以在此脉络上有一种积蓄，而呼唤一种互惠人类学的出现和发挥作用，也便成为中国人类学在这方面应做的努力。

“一带一路”是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所提出来的一种世界性发展战略，它同时也是这个东方国家对于世界秩序格局总体走向的一种适时判断和把握，更可以说是对于当今现实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并且越来越具支配性的一种互联互通新时代的直接回应。它的世界关怀以及对跨越族群和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差异性的包容，间接带动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的一种可能的整体转向，即将一种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家所熟知的互惠人类学的理念，在超越既有孤立定点研究之上的在通道、道路以及走廊等等相互联通性语境中一种新创造、新主张以及新作为。由此可以预见，它将带来一种知识生产上的新视野以及新增长点的出现和繁荣。并且，它的核心论题将会涉及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比如一种基于互惠观念的人类学的展开、互联网与世界经验的共享以及种种创新性人类共享领域的文化实践、基于互惠的交流所产生的区域与世界新秩序的构造以及人工智能基础上的人机互惠的新人类未来的文化与社会图景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必然是要以对一种人类学的基于人际社会交流的互惠观念的理解为前提，换言之，互惠造就了人类文明的独特性，整合了社会之中各自分散开来的独立个体，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未来的持续会基于一种人的互惠观念的新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无疑是这个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节点。

首先，基于一种人类共识而提出来的基本假设便是，人类群体的社会性存在为由一种互惠关系的缔结而得以构建起来，与此同时，目的在于搭建交往两端相互性联系和约束的互惠观念，也成为构建起彼此交往两端之间可以共享的一种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类发展出了自己诸多可以跨区域交流分享的文明形态。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教育等诸多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它们无疑都属于是人类发展所不断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但在一种前提意义上，都无法真正脱离开一种互惠的行动逻辑而去构建其自身。甚至可以说，人类互惠关系的存在和持续真正保障了此种文明成果的积累和发挥其作用成为了一种可能。

而单就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属性而言，人类基于此种互惠关系而强化了一种彼此之间纽带性的联系。由从相互的需求而转换成彼此之间的互惠，这不仅增进了相互性的交往实践，更促进了一种物品、人力以及讯息在群际之间的流通，并在此实践之中营造和固化了相互之间的一种共同性意识的认同，由此而基于一种彼此可以共享并借此去弥补各自不足的理念而能构建起来一种人类共同存在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之中以及保持一种融洽关系的世界共同性的想象。

而中国自2013年以来所大力倡导的基于“一带一路”的世界性发展理念，从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意义上而言，这不仅在逐渐恢复起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对超越单一地点的文化通道以及文化走廊的认知，同时也在激发起在一种新的世界格局下人类彼此分享共同经验的新举措、新主张以及新实践。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之下，地球上的人类整体因此而将面对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形态，即由彼此互动交流而可以铸造出来的彼此有一种基本的互惠共享的那些新主张以及在彼此交往关系上的新局面的打开。

毋庸置疑，曾经的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在试图通过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立去打破一种人类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固有的文化联系，因为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便是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人为的分离以及彼此界限的划分，由此而可以“通过其监视的、规制的和科层的控制，民族的国家比现代时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能直接地持续地和广泛地干预各种事物”[1]，这可谓是一种现代分离技术的最为直接的体现，而“一带一路”的新举措则从一种“合”而非“分”的意义上去重新营造出来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想象，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共同体框架中包含了多元文化的预设，是一种整体上的“合”与具体应对和实践上的“分”的辩证统一，是对多元的包容。由此，一种基于人类互惠关系的既有的人类学考察，诸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诸岛屿田野民族志的发现[2]，另外还有在中国语境中的礼物关系的人类学研究[3]，都需要重新从一种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视角上去重新加以检讨，即对于旧有的基于民族国家分野的孤立性的国别区域研究的诸多弊端作一种再反思，从曾经的对区域文化和民族发展上的强调相互区分、冲突以及对立的分析视角，走向一种彼此之间相互融合、共享以及理解的新考察维度。

这自然就需要人类学家自身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即对人类整体性存在有一种全景式的把握和关照，在这种把握之中所透露出来的乃是一种人自我存在的真实意义的文化图景与文化表达。在此意义上，人类学便是一种根基于人类相互性交往的观念、想象以及在实际物质空间之中而有的一种知识构造，它所面对的乃是人及其所构造出来的生活世界本身，基于此而去洞观一个现实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将会面临一个由互联网所激发出来的人类新的共同体存在和构建的可能，它是虚拟性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现实本身。我们的世界真正出现了真实与虚拟相互交相辉映的一种图景，由此而让我们可以全新地感受到人类的智慧、经验乃至一般定义上的文化，都将不再是为某个人群或个人所独有或独占，而是成为彼此之间可以共同分享的文化与生活体验的共同体，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将会因此共同体体验的集体性累积而有了一种新的构造，与此同时，世界秩序的格局终将因此而有一种新的文化意义上的扭转或转型，即可以说文化转型成为了每一个人都要去真实面对的一种生活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参与其中或许正当其时，人类学因此需要改变自身而直面正在发生之中的种种文化转型，否则，如单单坚持一种原地踏步的固有思维，不求一种理论和方法应对上的改变，结果只可能是失去其在新世纪所可能有的种种发展机遇。而所有这些作为，如果归结到一点上去，前提即在于基于一种人类互惠关系视角的人类学发展的新建构。